2023年3月27日，由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担任首席专家，厦门大学、兰州大学共同承担的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面向2035年的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研究》开题论证会在厦门大学举行。论证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教授担任组长，专家有西北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张炜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瞿振元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德祥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宣勇教授。厦门大学陈武元教授、薛成龙副主任、社科处黄寿峰副处长以及课题组的部分教师、研究生参加了论证会。
邬大光教授从选题背景与研究价值、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研究计划与预期成果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汇报。邬教授从解题开始，强调“学科建设”是面向2035年学科优化调整布局的主线，学科优化布局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支撑。学科建设是一个理论问题，是知识的生长逻辑、知识的生产方式、学科的生产方式以及学科的组织方式对今天学科建设与发展所提出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从“需求侧”的角度研究“供给侧”的学科建设，从需求侧的变化与要求回溯供给侧的调整与应对，需求侧的变化是导致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匹配的主要原因。目前研究者往往基于理论的、历史的层面对教育体系内部的供给侧情况进行研判，对教育体系外部即需求侧的研究相对欠缺，外部的需求变化已经超出了我们原有的经验和判断，这也是目前国家强调高等教育发展和学科建设要支撑经济发展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以往仅从供给侧视角探索学科建设的做法，打破闭门造车的固步自封。其次，学科生成的历史逻辑是对学科发展现状的现实观照。邬教授形象地将1952年院校调整比作我国学科的“分家史”，当时的综合性大学、教会大学将部分院系、专业分流出去，其中不乏实力强势的学科，当时处于辉煌状态的“学科资产”在分流出去之后，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之后是延续了当时的辉煌还是变得败落，当时相对落寞的学科如今是否重振旗鼓，值得我们归根探源、梳理清楚。我们今天的许多学科是1952年院系调整埋下的学科种子，也是历史的伏笔。因此，我们对学科建设的现实把握不能忽略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既要做横断面的比较借鉴，也要做纵向的历史梳理。最后，从调整布局的基本逻辑上来看，“依据教育办教育，跳出教育办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重要性不同，需要不同的权衡与决策。面临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式，需要“跳出教育办教育”。我们国家的学科建设无法像西方大学那样依靠时间的积累，而是需要一定程度上的“人为干涉”。邬教授借鉴黄河历史上的多次“改道”现象，指出黄河如今不再“改道”，而是在某些节点、地方按照人的规划路线流淌，其实就是人为干涉的结果，因此，在学科建设中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谓“战略规划”，行动主体必然是“人”，需要加强“人”在学科生长中的规划与预判，不能不加批判地认为“人为干涉”一定落后于“自然生长”。从学科发展的整体生态来看，人的因素是学科生长中不可避免也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而且，“人为干涉”本来就是基于教育规律、顺应学科自然生长的科学举措。在重大教育问题上，国家计划、行政干涉是不可或缺的，不要完全否认学科建设中的“人为干涉”。我们之前一直认为西方是市场经济国家，教育发展依照市场逻辑，其实在一些重大教育问题上，西方国家的计划性是很强的，比如1862年的《莫雷尔法案》的出台就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加州高等教育发展总体规划》的产生和发展其实就是州政府计划的产物。因此，我们课题需要将学科建设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说清楚，哪些需要计划手段，哪些需要市场手段需要界定清楚，这是一个“时中”问题。
专家组对课题的研究价值、内容、思路、方法等给予高度肯定，并围绕课题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创新之处等进行了指导。
宣勇教授首先分析了面向2035年学科建设需要重点思考的三个维度。第一，学科发展应该如何支撑未来社会发展？面向2035年的学科未来规划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2035年是怎么样的社会状态，这样的社会状态需要什么样的学科支撑，现有的学科状态是否能够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这些问题需要重点探索。第二，高等教育应该如何支撑国家战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才工作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个面向”是未来高等教育和学科发展需要遵循的基本方向，学科建设的思路要符合“四个面向”。第三，面向2035年学科发展状态预测。学科首先是知识体系，是知识分类的体系，知识演进本身是有规律的。因此，需要从科学学、未来学等预测的视角分析2035年全球知识演进、科技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也是该课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方面。随后，宣勇教授进一步从“学科、优化、调整、布局”四个关键词展开论述。“学科”是该课题的研究对象，针对此对象，需要同时关注“学科组织”和“学科分类”两个层面。学科规划是一个“高校学科集群”的概念，涉及中国整体高校，宏观之中又隐含着个体高校，即宏观和微观层面都需要加以考量。“优化”暗示着学科现状是不适应当下社会发展，学科体系是一个生态体系，不同学科之间有其内在逻辑联系，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面向科技前沿等显学的发展依赖于隐性、长线的基础学科的支撑。因此，学科内部的知识需要进一步关联，目前学科体系未形成和谐生态系统，存在结构失衡以及学科碎片化的问题，这是我们学科优化的需要重点改进的地方。“调整”需要动力机制，需将国家战略的外部动力与高校内生的动力相结合，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学校需要自觉响应国家战略、对接社会需求，然而，目前学科评价的导向是学科排名和学科考核，难以引导学校回应社会需求，因此，调整需要着力解决动力机制的问题。“布局”不仅是空间布局的问题，还有学科类别的布局、学科的层级差距、中央和地方的学科布局，这些层面的布局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从总体上看优化、调整与布局之间的关系。宣教授将面向2035年的学科优化调整布局比喻成国家宏观的施工图，需要实现从知识体系到学科规划的总体落实。其中，优化是目标，通过优化达到理想状态；调整是行动，通过行动实现规划图纸；布局是结果，是优化调整之后达成的现实。
张德祥教授对课题的申报书表示高度肯定，认为课题总体设计合理、研究阵容强大、前期准备充足，并就课题的后续开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面向2035年的规划是面向未来的，“跳出教育办教育”需要把教育放在社会发展的“大坐标系”之中考量，教育应该与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目前该课题对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已经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是缺乏对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需要通过调研等手段，加强对未来国家战略、“卡脖子”需求的关注，加强对科学技术未来发展态势的预测，加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研判。第二，遵循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学科具有“准大学”的性质，大学的组织建设是依托学科开展的，大学的人才培养是依托学科完成的。学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可以从知识生产模式的视角加以分析，吉本斯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1”主要是与单一学科对应，目前学术界存在一个误区，即将“知识生产模式2”与交叉学科、跨学科完全对应，但仔细分析现实情况可以发现“知识生产模式2”中亦包含了超学科的内涵，超学科意味着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到知识的生产之中，除了高校之外，企业、政府等主体也将参与知识生产。因此，未来学科发展不仅仅是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问题，也需要对超学科的发展加以关注。第三，学科和专业融合发展的理念值得肯定。学科和专业融合发展有利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有机联系，以往将学科建设等于科研是一种认识误区，大学的根本使命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和条件，不是最终目的，学科建设的发展要为人才培养服务。现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在某种程度上是疏离的，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学科是科研发展的基本单位，两者未能有机结合。如何把学科建设的成果转化为专业建设的成果，把学科资源转化成人才培养的资源是需要重点探索的方面，这需要“人为介入”，加强学科和专业的融合与转换。第四，相较于学科建设的其他主体，大学需要发挥其独特优势。随着交叉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的发展，企业、科研院所都成为知识生产、科研发展的主体，但是大学在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与其他机构相比，大学具有两大优势：首先，基础学科是大学的强项，目前科技创新不缺乏从“1到99”的项目，但是缺乏“从0到1”的突破，这个任务应由基础学科完成，大学应该担当起这个责任。其次，相比企业和科研院所，大学的学科种类几乎涵盖了人类知识的总和，大学对于交叉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的发展具有其他主体难以比拟的优势。第五，学科规划不能纸上谈兵。规划变成现实的关键在于机制体制创新，需要打破传统观念、行政壁垒以及学科壁垒的限制。这其中涉及宏观和微观两大机制，宏观层面当属“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不能只靠宏观调控式的运动，关键是要从微观层面激发大学的内在动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此外，目前的评价制度是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按照单一学科逻辑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导致跨学科发展缺乏必要的条件。同时，目前学科评价的指标体系只评价研究生，忽略对本科生的考虑，这需要宏观层面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
瞿振元教授对课题前期的论证和准备工作表示肯定，为课题的后续开展提出了更高的期待与要求。第一，加强面向2035年社会发展、科学发展的预测。尤其需要加强对科学和技术的具体预测，研判学科建设在此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分析学科建设的未来走向。第二，加强对学科调整的长远规划。目前新专业目录的调整以及博士专业学位调整等都是短期的、应急性的举措，而针对长远的学科结构调整、结构优化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深化。中国学科目录的显著弱点就是过细、过多，学科调整一直在做加法，没有做减法，种类越多越不利于交叉学科的发展，越容易加剧“学科鸽笼”的间隔分裂。第三，学科规划需要考量空间、类型、层次等不同层面的布局。从地域层面来看，目前向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遭到了学术界的质疑，如何加强东西部互动，减少各省市各自为政、仅从各自的利益进行规划的局面，是学科空间布局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从学校内部的学科结构来看，大而全、趋同化的发展是不可行的，学校内部的学科生态应该是怎样的，学科类型、层次、本硕博的结构应该呈现出何种样态，需要进一步研究。第四，提供兼具理论性与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从哪些视角考虑学科布局，如何体现优化调整，目前的学科目录是否合适，什么样的分类结构是合适的等问题都需要课题组进行详细且深入论证，提出既有理论性的、又有操作性的实际建议。同时，研究成果也需要形成相关资政报告，为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张炜教授对课题前期的论证与准备表示高度肯定，希望后期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建设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并结合自身的研究与管理经验从学科、学科建设、学科评估、学科分类等不同层面提出若干建议。第一，厘清学科的定义和功能。首先，从定义上来看，常用的定义认为学科是知识的体系和分类，但学科还有一层定义，即规制、建制、规训，学科的英文是discipline，这个词的本义是“纪律、自律，还有军事训练的含义”。可见学科本身具有规制性、建制性的含义。在美国，学科是一种统计性概念，强调分类性的功能，但是在我国，需要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如果只讲学科分类，只强调统计性的功能，而不讲建制性、规制性的含义，就无法解释我们国家目前对学科管理的理论依据。其次，区分学科和学科建设的内涵。该课题需要以“学科建设”作为主线，而不是围绕学科来做。学科建设在我国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学科评估之后资源配置的问题，评估结果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方案。从中外比较来看，西方没有“学科建设”这一的概念，与之对应的是学科发展“discipline development”，因此，学科布局实际是学科建设的布局。第二，处理好学科建设管理中四组关系。（1）处理好学科组织和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过去只有基础学科的时候布局是简单的，伴随着应用学科的出现，知识分类的原则不再是单一的。基础研究不再是单个基础学科的问题，如材料学院也包含物理和化学学科，“一院多科”和“一科多院”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个学院可能会建多个一级学科，这其中涉及学科组织和行政组织布局的问题，需要谨慎处理。（2）处理好政府、大学、院系之间的关系。政府、大学、院系分别应该管什么，怎么管，这涉及学科治理的权利分配，是学科治理的框架和结构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3）关注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管理关系。从逻辑和内涵上，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没有矛盾，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是管理的问题，是管理中“人”的问题。我们国家现行的5个学科专业目录，分别是研究生目录，本科目录、专科目录、国标目录、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分类目录，如何将研究生、本、专科目录统合起来，需要进一步研究。（4）确定学科建设是自发行为还是有组织的行为。其实，学科建设既包含有组织行为又包含自发行为，如只是有组织行为，高校和学术共同体的积极性就难以发挥，如果只是自发行为，就会像美国一样陷入混乱。第三，重视学科评估中管理问题。首先，学科评估存在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的管理分割问题。从理论上，学科评估是针对研究生的，但是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本科生占了很大比重，本科生的评估（来自于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和研究生的评估（来自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这两个评估的指标体系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本科专业在考研究生的时候如何对接，人为分割的目录应该统合还是分化，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次，学科评估的功能与定位需要重新审视。学科评估是“问责制”带来的，政府对大学进行投资，无论大学愿意与否都需要接受政府评估，但是现在是否能做到真正独立的第三方评估，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另外，学科评估结果需要公开，如果不公布就难以总结学科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学科评估的效用和价值就有所损失。目前的现状是新设一个学科很容易，但是裁撤一个学科很难，阻力很大，难以实现学科的科学增减、动态调整。第四，注意学科专业目录分类方法的变化，2022年9月，教育部发布了新的学科专业目录，新版强调学科专业目录，但是这里“专业”不是本科或者是专科的专业，而是专业学位的专业。过去是按照一级学科分类，现在是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分设，专业学位的类别跟一级学科并列。第五，重新考量交叉学科的定义与管理。目前教育部正在制定交叉学科设置管理办法，课题组应该为交叉学科的管理提出有效建议。首先，交叉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如何组建，与单一学科共同体有何差别需要重点论证。其次，新版学科目录设置了若干交叉学科专业，如集成电路、遥感科学技术等，如果将包含两个一级学科以上的学科定义为交叉学科，则材料学科、计算机学科、航宇学科、海洋学科等都属于交叉学科。所以，交叉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如何评估成果，过去的和新设立的交叉学科应该如何区分、如何管理，这些都需要重新考量。第六，增强学科建设自信。我们国家在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上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虽然目前学科发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已取得的成绩，学科建设是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待该课题能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
李培根院士以分享和探讨的方式，从长期管理经历中的“平凡小事”抽象出深刻哲理。首先，教育不应该是工具性的，学科建设也不应该是工具性的。最近在阿联酋召开的2023年世界政府峰会上，埃隆·马斯克谈到：“人们不是针对问题开展教学，而是针对工具进行教学。”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基于问题的学习，然而当下的现状是问题变成教育的次要，工具性成为教育的首要。李院士指出，目前我国课程设置的内在逻辑需要改变。近几年，智能制造等新兴专业大量新增，但是仔细分析智能制造的课程设置，经过四年的学习，学生毕业之后可能连智能制造的门槛都难以达到。再如，机械学院的一门必修课叫《测试技术》，课程高达60学时，测试技术对于机械、自动化专业的学生而言固然重要，但这不是靠课程教出来的。李院士在威斯康星大学时发现他们并没有设置这门课，但是美国学生的测试技术水平却很高，比我们上了60个学时的学生水平高很多。由此可见，引导学生在《测试技术》这样工具性的课程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并不是明智的课程设置决策。其次，创新人才需要真正的跨学科培养体系。华中科技大学知名校友、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陈刚教授与李院士曾分享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该校的学科界线非常模糊，教授们从事的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十分广泛，机械的教授可能在从事医学方面的研究。李院士提到他对华中科技大学未来学院的期待，未来学院设置了光电、生物、医疗，机械等不同学科，然而，未来学院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发展这些学科的2.0版本，而应该成为一个跨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比如美国的欧林工学院，没有设置专业，依旧能够培养出一流人才。最后，李院士强调，“交叉学科”和“学科交叉”不是同一个概念。少数学科交叉是可以的，但是大量的学科交叉不可行，学科交叉得越多，越难成为真正的交叉学科。回到交叉学科的概念，其实很难清晰界定什么是交叉学科，很多我们传统观念中认为的单一学科，如集成电路、机械等这些专业学科都包含交叉的成分。因此，重要的不是如何界定交叉学科，而是培养学生联想其他学科的能力和观念，这才是本质上的交叉。
最后，邬大光教授代表课题组对各位专家的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认为本次开题论证会打破了“走过场”的传统模式，五位兼具跨学科背景与高校管理经验的专家，针对高校学科建设的“痛点和难点”，以学术研讨的形式，为课题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指导，也为“面向2035年的学科建设”勾勒了未来图景，这次论证会本身就是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初衷与愿景的集中体现。
（文字：胡艳婷 郑宏 图片：吴薇）
